从文学到游戏 聊聊反乌托邦作品带来的思考

　　对于现代的文学作品来说，内容题材的选择是丰富而多样化的，有无数种题材可供创作者挑选。作为年轻的读者，很容易对科幻类的作品产生兴趣。许多科幻作品对人类的未来进行了乐观的想象，但也有一些作品的基调极为压抑，并不认为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必定能给人们带来光明的未来。

　　反乌托邦作品就是其中一类，尽管阅读时可能会让人心生凉意，但是这也阻挡不了人们蜂拥而至，领略其中的魅力。从1920年开创反乌托邦文学的《我们》出版到今天，时间刚刚好是一百年。一百年间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反乌托邦作品中的预言也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，不再仅仅是小说中的臆想。

　　在反乌托邦小说受到欢迎之后，影视和游戏等产业也理所应当地加入到了这一题材作品的创作之中，使其呈现出越发多样化的形式。

于现实的起源

　　要讨论反乌托邦，那就必须先从乌托邦开始谈起。乌托邦（utopia）一词源于希腊语，由“不”和“地方”两个词组成。乌托邦用于指代理想的、完美的社会，而词中的两个成分也清楚地表明了，这样理想的地方是不存在的。

　　反乌托邦一词在英语中就有多种写法，包括“dystopia”、“cacotopia”和“anti-utopia”等。一般使用最多的是“dystopia”，由希腊语中的“不好的”和“地方”组成。英国哲学家、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边沁在1817年最初使用了“cacotopia”一词，意为“最糟糕的政府所在的想象之地”，这可以视为最初的反乌托邦概念。

　　1868年，边沁在功利主义上的接班人约翰·斯图尔特·密尔在担任英国国会议员时使用了“dystopia”一词，他说到：“称它们为乌托邦式的或许太过褒扬，它们更应被称作反乌托邦式（dys-topians, or caco-topians）。通常称之为乌托邦的是太过美好而难以实现的事物，但它们则显得更倾向于太过糟糕而不可行”。

　　可以看出，“dystopia”与现在我们谈到的“反乌托邦”在意义上并不相同。密尔只是试图通过比喻的方式抨击政府的政策，而非现在人们所普遍理解的“看似天堂，实为地狱”的概念。而这一含义上的改变，是通过20世纪前半段中的几部重要作品所达成的。

在文学上的发展和含义上的转变

　　1920 年出版的《我们》被许多人视作反乌托邦文学的始祖，作者叶甫盖尼·扎米亚京描绘了一个 500 年后的虚构社会，战争和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，将自由抹去了。

　　在集权国家“众一国”中，人们以数字和字母组成的代号相称，身穿同样的制服，遵循《作息条规时刻表》从事同样的工作，享受配给的性生活，并且生活在完全由透明材料建造而成的房屋中，自由意志成为了不幸的根源。

　　这是一个没有隐私，也没有自由的社会。通过这样的统治方式，人们获得了“幸福”。

　　主角代号就叫做“D-503”，小说的内容就是他所写下的自述。D-503几乎成为了一种主角类型的模版，他们一样原本对所处的世界深信不疑，在故事开始后因为各种机缘巧合，开始对自己乃至世界产生怀疑。

　　《我们》出版之后，对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越来越多的反乌托邦作品在之后的时间里被创作出来。1932 年，英国作家阿道司·赫胥黎的小说《美丽新世界》出版了，它是反乌托邦小说的又一座高峰。

　　和《我们》一样，《美丽新世界》的故事时间也设定在26世纪，不过那时的人们已经不再使用公元纪年法。在《美丽新世界》中，一种新形态的种姓制度出现了，人们在出生前就被分为5个种姓，人的职业和生活方式都在出生前就被种姓决定了。

　　《美丽新世界》中的人们是“快乐”的，因为他们可以使用致幻剂来麻痹自己，同时性爱也是人们随意使用的享乐方式。即便生活在一个处处受控的世界之中，人们也不会感受到负面情绪，因为它们都被通过这种方式所消解了。致幻剂没有副作用，避孕也轻而易举。

　　经由这两种社会控制手段，人们得以愚昧而安定地生活在世界上，这一没有自由的社会秩序也因此得到了维持。

　　赫胥黎年轻时曾在伊顿公学担任教师，在他短暂一年的教师生涯里，曾有过一位名叫埃里克·布莱尔的学生，这位学生未来将会以笔名闻名世界，他就是乔治·奥威尔。

　　奥威尔是一名社会主义者，在 1936 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中，他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员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（POUM）并肩作战，见证了危急情况下左派政党之间仍在进行的互相倾轧。而西班牙内战与之后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也让他直面法西斯政权。在这样的的经历下，他于 1944 年和 1949 年出版两部经典作品：《动物庄园》和《一九八四》。

　　《动物庄园》以现实为基础，以动物为主角，影射了革命成功后部分人窃取胜利果实，进而背叛革命的举动，是一本讽刺小说。而《一九八四》想象了一个极权政权已经稳固存在了的世界。如果说《动物庄园》中的“所有动物生来平等，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”的情况在现实中并不鲜见，那《一九八四》那句“战争即和平，自由即奴役，无知即力量”的口号，则彻底展现了一个恐怖统治下的世界。

　　《一九八四》所描述的是一个强力压迫的世界，人们生活在思想警察的监控之中，说着瓦解思想的“新话”，历史记录不断被更改。通过“双重思想”，人们可以接受两种互相违背的观点，而只相信统治者“老大哥”是对的。人们是被逼迫，被训练来拥有这样的能力的。因为“老大哥在看着你”，所以“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，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”。

　　毫无疑问《一九八四》是最具影响力的反乌托邦小说，其中的名词和概念已经广泛地被人们所接受和使用，“老大哥”也已经成为了一个超越作品本身的概念。文学评论界和学界普遍认同《我们》《美丽新世界》和《一九八四》在预言未来上的价值，并且对其中的内容展开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思考。

　　1985 年，美国作家尼尔·波兹曼出版了媒介环境学著作《娱乐至死》，他以《美丽新世界》和《一九八四》中对未来的预言展开讨论。他在序言中写道，“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，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；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、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”。

　　波兹曼认为《美丽新世界》中的一些描写将成为现实，而在社交、娱乐媒体无孔不入的今天，他的观点显得越发令人担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