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竞行业有“职称”了，它可能带来这些影响

　　电竞选手的正式称呼是什么？

　　电竞运动员？不准确，应该是“电子竞技员”。

　　不久前，人社部颁布了“电子竞技员”国家职业技能标准，这个称呼来自官方的规定，即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（2020 年版）》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这个标准还有新的认定：电子竞技员分为五级/初级工、四级/中级工、三级/高级工、二级/技师和一级/高级技师四个等级。

　　而比称呼更重要的，是该规定的意义 —— 电子竞技员们，从此有“职称”了。

　　“职称”一词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也许比较陌生。但对于 80 后，或者 70 后的朋友来讲，则是一个熟悉的名词。

　　“职称”曾经代表着自身的职业履历和工作水平，是世界各国长期通用的、行之有效的识才标准。除此之外，“职称”还与利益紧密相关，因为高一级的职称，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。

　　之所以“职称”对于年轻人比较陌生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，产生了更为灵活的水平认定、薪资分配的手段，所以“职称”不像曾经那样被人趋之若鹜，但其影响和产生的作用，时至今日其实也未被大幅削弱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从职称的概念入手，电竞行业确立职称制度时的情况还有些不同。最显而易见的，是时间。

　　我国的技术职称评定工作，已走过将近 70 年的历程，从 50~60 年代沿用旧中国的“聘任制”开始，到 1977 年~1983 年进行改革，直至 1986 年后的完善，1994 年至今的更为专业，终于确立了 29 个职称系列，30 多个相应条例的职称任用制度。

　　而电竞职称从立项的时间考量，是从 2019 年 4 月开始拟定的，直至 2020 年 1 月具体的相关工作才开始在北京启动，1 年之后，“电子竞技员”的职称标准便在《国家职业标准》上明确出现，可谓是时间快、效率高。

　　效率高的原因，大概是因为评定机构的范围极广。

　　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统计局牵头，负责实施的是中国文化管理协会和有关专家。具体到起草单位，同样涉及到一大堆教育相关的协会和企业。审定单位则包含国内数十家知名的游戏公司，比如腾讯跟网易。

　　总之，电子竞技员的职业认定，出现了大量行政部门、相关行业协会，以及企业的三方的身影，可以理解成“受到了重视”。

怪圈

　　至于为什么搞这么大阵仗，其实不妨从商业贡献的角度来看问题。

　　3.85 亿美元，是中国 2020 年电竞产业的利润值，这一数字占到全球电竞产业利润值的 35%，超过北美的同时，中国电竞产业的商业价值已经傲视全世界。

　　除了自身争气之外，也折射出整个电竞产业自身“水涨船高”的现状，例如顶级电竞联赛的席位费，普遍在 1200 万美元~6000 万美元之间不等，2017 年的时候，动视暴雪就为《守望先锋》联赛规定了 2000 万美元的战队席位门槛。为了拿到《守望先锋》联赛在互联网平台上的独家转播权，Twitch 则向动视暴雪支付了 9000 万美元。

　　与商业方面不断登峰造极的光鲜形成对比，电竞选手的待遇却没有不断改善。在《守望先锋》联赛的首个赛季里，上海龙之队遭遇 32 连败，但这支队伍的训练强度并不低。

　　在每周的 6 天里，选手们都要从上午 10 点半一直训练到晚上 10 点半……当然，“每天训练 12 个小时以上”等等体力和精力的付出是老生常谈，毕竟挣的就是这份钱，付出成本高昂也算合情合理。但这样“合情合理”之后，电竞选手们的长期权益有时是无法保障的。

　　大家熟知的“卖饼”（搞电商、微商），可能是电竞选手们退役之后比较“理想”的出路了，更多人则是销声匿迹，从事和电竞毫无相关的行业。

　　除了职业选择受限之外，电竞选手在当打之年和主办方、团队相互撕逼的新闻也屡见不鲜。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，其实就在于电竞行业的就业成本高、难度大、面积窄。仿佛一间残酷的“血汗工厂”，不断以压榨年轻从业人员的利益为成长动力。

　　吊诡的是这有时和电竞选手们的成绩和名气无关，而和电竞的组织者游戏厂商有关。詹姆斯·尤班克斯就是不得不提的例子，虽然他是外国选手，但他的故事很有特点。

　　尤班克斯的成绩是首届《使命召唤》联赛的冠军，原本看似一马平川的职业生涯，却随着一直规定而深陷泥潭，该规定由《使命召唤》出品方动视发布：新赛季联赛的规则将从 5 对 5，变为 4 对 4，这意味着整个联赛之中，将有 20% 的职业选手被迫退出，该规定于尤班克斯举起冠军奖杯后的一天立即发布，战队顺位第 5 的他被直接淘汰，从冠军跌落到面临失业，不到 24 小时。

　　根据《使命召唤》联赛主席约翰娜·法里斯的说法，在决定改变规则前，动视曾与“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”进行漫长的讨论，而且倾听了来自各方的反馈。但尤班克斯透露，他和他的队友，以及其他选手自始至终没有人来征求他们的意见，他们有关电竞的职业命运，完全被厂商牢牢掌控。

　　如果说动视属于主动进攻，那么不作为监管也会出问题。比如《DOTA2》中猖獗的“广告哥”让电竞选手、游戏主播一直深恶痛绝，因为其实质是网络赌博。

　　博彩针对游戏主播，尤其曾经是电竞选手的游戏主播开设专门的盘口，然后广告哥把 ID 改成博彩网站的名称，去游戏里狙击他们，提高网站的曝光率，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，无论输赢与否。退役选手好不容易转职主播想赚赚钱，结果到头来被广告哥薅了羊毛。

　　显然，《DOTA2》国服里的广告哥玷污了游戏的纯洁性，更是对电竞本质的忽视和背离，也暴露了电竞选手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。

　　于是电竞产业一直存在奇怪的一幕：越发展行业怪象就越多，喜欢的玩家越来越多，意见也越来越大。而对于电竞选手这一职业的看法更是每况愈下，毕竟大家都要恰饭嘛，隔三差五的“八卦炒作”新闻，外人还以为在看娱乐圈。

　　种种怪象肯定不利于电竞产业的健康发展，尤其是在我国“运营的电子竞技战队（含俱乐部）有 5000 余家，电子竞技职业选手约 10 万人，电子竞技员的整体从业规模超过 50 万人”的背景之下。目前的最大的问题，是商业的繁荣，没能带动相应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职业水平的提高，电竞职业更像是个速朽易逝、汗泪交加的行业。

　　但根据人社部公开的数据显示，目前只有不到 15% 的电子竞技岗位能满足专业人员需求，人才缺口巨大。预计未来五年，中国电竞行业仍将面临 200 万人才需求，职业教育必将成为电竞行业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，而标准化这时就显得比较重要了。

　　因此可以回到职称的问题，它到底有什么用？或者说，有了这个标准能改变什么？

有什么用

　　概念也好，定义也罢，职称归根结底，是以尊重从业者为前提的规范，换句话说就是承认了该职业具有独创性和进步性。从类型上讲，职称相关的知识是“隐性知识”，好比人人都知道“把大象放冰箱要分三步”，但如何放置就需要特别的技术。

　　电竞自然如此，对比赛项目的操作，是一系列涉及到系统学习才能提高的能力。我认为设立职称从某种程度来说，是让电竞选手脱离自己是“商业资产”“资本小丑”的这层枷锁。

　　具体的例子，就是一提到电竞相关，大众脑海里所浮现的人物，永远都是顶尖水平的电竞选手，而不是电竞其他方面的从业人员。

　　这当然不能责怪大众趣味单一，其实和传统体育一样，教练、专业的团队管理人员，以及职业经理人和解说的光芒当然没那么强烈。但背后的这些职业，在电竞行业中却不像传统体育有那么完备的系统和保障，职业水平其实一直不容乐观。

　　比如电竞选手从选拔到培养的效率就不怎么样，一再降低选手年龄的同时，退役选手的传承能力却发挥不出来，陷入了残酷的内耗。电竞行业的人才储备率、利用率，远远低于其他行业。

　　而电竞职称标准的颁布，有可能成为改善这一点的间接方案。具体的体现，除了参考《标准》的具体细则之外，其核心内涵，正如《标准》起草工作负责人、中国文化管理协会电子竞技管理委员会会长、全国电子竞技联席会议执行主席王国基所述：

　　“比如说我们的选手拿到了世界冠军，那么他就可以直接进入中高级职称评选。职业选手获得了比较高的职称后，他去做教练或者到其他管理岗位，都是通用的。特别是拿到一级高级技师后，就相当于副教授这个标准，那么他也许就可以享受一些城市的人才政策，包括落户、就业、住房等等。”

　　不难看出，标准的对象不仅针对电竞选手，而是整个行业的人员，变相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职业出路，在人才配比和管理水平方面起到作用。

　　其实我认为职称本身对那些顶级选手的作用较小，别人本来就有很多商业渠道，可能根本看不上一个名头，主要还是对底中层的从业人员有帮助。但这个方向是没问题的，可以类比成衡量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，绝不是看富翁有多少，而是看中产阶级的收入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引入职称制度对于电竞技术本身来讲，或许会成为考核标准和系统的基础，让打着电竞培训的骗子机构少一点，也让电竞相关的研究工作有的放矢。

力量

　　任何一个行业，从诞生到成长、发展，都离不开两个维度的力量。

　　第一个力量是硬环境，即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，以及商业手段的活跃；第二个力量是软环境，即相关配套政策的颁布，以及大众认知层面的肯定。

　　电竞行业就是个突出的例子，一方面行业取得了几何倍数的发展，更创造出了恢弘的商业数字，但另一方面大众对电竞圈的生态有诸多担心，电竞行业的种种怪象也层出不穷，这就需要软环境之一的政策力量进行约束指导，避免进一步恶化的窘境出现。

　　大家都明白“宜疏，不宜堵”，但如何“疏”才能行之有效，一直是政策出台的难点和痛点。考虑到电竞职称其实没有多少强制性，可能就是政策层面疏导的表现吧。

　　电竞行业也许不能仅仅依靠商业底色的娱乐化进行发展，还要依靠以人为本的专业化、职业化来进步，因为商业化只是行业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，毕竟电竞的本质和体育运动并无太大区别，映射出的，本应是人精神层面的顽强不屈和锐意进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