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家红利之下，瑞典人是如何做游戏的？

　　当负面舆论困扰着国内的游戏市场时，我们往往会想当然的，钦羡于欧美、日本那些成熟开明的行业环境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来自北欧的从业者彼得·吕贝克（Peter Lübeck），似乎也对“舆论的阻挠”感同身受：“在瑞典也是这样……游戏仍然是一个年轻的行业，很多人自己从来没有玩过游戏。”

　　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，他正在经营名为 Game Habitat 的开发社区。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，他们旗下有着北欧最大的游戏开发中心 DevHub，业务遍历独立游戏、3A 游戏，以及中间件和发行等各个领域。即使到了今天，吕贝克依然得努力的引导公众，以加深人们对游戏的理解。

　　他的苦恼并非无迹可寻，“战争”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打响了。当时瑞典儿童环境委员会的代表玛格丽特·佩尔松（Margaretha Persson），将 Commodore 64 上的《最后的忍者2》指明为暴力内容，她的主张引起了社会广泛讨论，与那时瑞典街头兴起的涂鸦文化被一并声讨，最终使得零售商不得不移除包装内附赠的塑料手里剑。

　　到了 1997 年，教科文组织委托北欧共同体成立了一个国际交流中心，以便向当地分发关于儿童、青年和传播媒介暴力问题研究的资料。这家机构想通过这种方式，加深民众对电影和游戏里暴力行为的认知。用瑞典人的话来讲，时至今日你仍能看到“愤怒的妈妈”时不时的出现。

　　但成熟产业的力量却不可小觑，由于游戏是瑞典政府相当重要的税收来源，它自然而然的获得了一部分从政人士的欢迎。于是，政客瑞卡德·诺丁（Rickard Nordin）每周都会直播《炉石传说》，恰恰是为了迎合自己的支持者，有几个政党还在 2014 年大选时组织了场《星际争霸》比赛。

　　这背后蕴藏的力量，某种程度上帮助瑞典游戏产业冲破了枷锁，使得这个国家很快成为欧洲最为重要的游戏发源地之一，比肩英国和近几年发迹的波兰。EA DICE 和 Ubi Massive 自不必说，《逃出生天》和 Mojang 旗下的《我的世界》同样如雷贯耳，King 则在社交游戏领域独树一帜。

　　不过，那些瑞典开发者的履历，对我们而言又是否会有参考价值呢？

Demo-Scene：破解文化的升华

　　得益于经济自由、教育普及，以及丰厚的自然资源。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，瑞典就成了典型的“福利国家”，有着被穷人们誉为“从摇篮到坟墓”的服务政策。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来看，瑞典的福利开支超过总 GDP 的五分之一，使得公民的贫困比例始终被控制在 10% 以下。这一背景，很快就辐射到计算机设施的基础建设上。

　　有许多不同因素促成了瑞典游戏产业的成功。瑞典早在 90 年代就把宽带的发展放在了首位，当时有一项由政府资助的 Home-PC 计划，人们可以通过政府补贴购买家用电脑。

　　吕贝克口中的 Home-PC 计划，其实包含了两层面含义。一方面，自 1998 年到 2000 年，瑞典政府便向各地家庭交付了 85 万台设备，只要是那些育有子女的家长，都可以领着孩子从商店里买到廉价电脑。另一方面，由于不少公司得到了政府资助，企业雇员同样能够享受到“以税前价格入手电脑”的优惠。

　　可想而知，宽带的提前铺设，很快就与计算机普及率的迅速提高产生了化学反应，这在游戏产业生态的早期塑形中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作为佐证，根据《瑞典游戏开发者索引》的调研来看，在 2016~2017 年之间，63% 的瑞典开发者仍然将精力集中于 PC 平台，相较之下家用机只占到了 19% 的份额。

　　但有趣的是，瑞典开发者的骨子里又有一丝与众不同的基因，如果说 Home-PC 是当地游戏市场发展的硬件基础，那 70~80 年代兴起的 Demo-Scene 运动，则奠定了整个行业的文化基础。

　　凛冬将至，对于吕贝克而言不完全是一句玩笑。到了 12 月尾声，当地日照时间将缩短到只有 6 个小时。2016 年时，斯德哥尔摩迎来了百年一次的大雪，出租车和巴士陷入瘫痪，地面列车也只能缩减班次。人们顶着雨雪上学、上班，还得在零下十来度的低温中去超市买菜。

　　在自然环境的逼迫下，瑞典人早早练就了一身“宅气”，除非很有必要，否则出门是一件性价比不高的事情。但由于身后有着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，人们总会最大限度的去“做一些想做的事情”。

　　漫漫长夜之中，孩子们从小学会在炉灶边取暖，听老人们娓娓道来的童话故事。而到了游戏开发者的场合，他们则借着安静的环境冥想出一个个创意 —— Demo-Scene 便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体现。

　　Demo-Scene 包含软盘、共享游戏和早期的互联网实验，起源于为了分享游戏而打破版权保护（的意图），但最终却导致人们开始制作自己的作品。

　　据吕贝克回忆，瑞典早期的游戏工作室大多参与了这项“破解运动”，DICE、Remedy 和 IO Interactive 的发迹均受其影响。具体来说，它的精神内核，是鼓励开发者探寻硬件的极限，在充满限制的条件下尽可能的制作高质量软件。

　　但最初的理念其实与盗版无异，即在被破解的软件界面留下“水印”，宣传自己或者团队的名字。人们后来渐渐不满足于纯文本水印，开始在其中加入动画和音乐，久而久之，这就成为了开发者炫技的一种方式。

　　硬核到什么程度呢？比如通过 Amiga 电脑，看看谁能在每帧画面上展示足够多的“Bobs”（可以理解为图形元素），或者是对比 Commodore 64 上滚动字节的数量。甚至连雅达利都招安了一些人，帮自己制作带有视觉效果和音乐的循环演示，以便于 Atari 400/800 电脑能够吸引更多的商店顾客。

　　用“垃圾设备”开发“高端内容”的风潮，显然为瑞典积累了一大批游戏人才。成立于 1992 年的 DICE，前身便是维克舍大学的 Demo-Scene 团队。小组成员当时在一间宿舍内办公，期间为 Amiga 平台制作了《Pinball Dreams》《Pinball Fantasies》等数款弹珠游戏。此时又恰逢 Home-PC 政策开始推行，两者合力之下，这家公司才得以平稳的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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